作者：薇妮斯蒂·马丁 许恬宁 摘自：中信出版集团《我是个妈妈
人们发财之后，两种供给就吃紧了，一是房地产市场，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。在纽约上东区变异的生态中，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，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。
我原本以为，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，所以不需要提前在托儿所卡位。但没想到在上东区，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，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顶级的，通通一样。
我在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，还有带大了四个孩子的我家嫂嫂，都是上东区人，她们帮我恶补了上东区教育的知识。她们说，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再往上的学校（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八年制学校，或是到十二年级的十二年制学校）校长。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，有办法把学生送进“好大学”——今日的世界进入超级竞争状态，不只是常春藤名校才称得上好学校。此外，很多托儿所和再往上的学校，都有很方便的“兄弟姐妹条款”——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，你其他的孩子几乎都可以进。如果搞定了，以后你只需要申请一次十二年制学校。托儿所远比你以为的重要，托儿所的所长更是势力非常强大的人士。没错，我和先生确定儿子以后念旁边的公立学校就好，但万一呢？
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焦虑的育儿方式，让你永远不能松懈，永远不能休息。其他妈妈听到我把儿子送到教学水平一般的“金宝贝”学音乐，纷纷摇头。她们让我忍不住想起珍妮·古道尔笔下的母猩猩菲洛。菲洛是很有野心的一家之长，她用精明的手段，巧妙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，从而把自己的后代菲菲、菲甘、菲本，推上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的最高阶层，成为统治阶级。菲洛让自己的家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王朝，支配着不同世代的黑猩猩。至于在上东区生活的女人，只不过想勉强跟上大家，就也得有菲洛等级的毅力、聪明才智、深谋远虑以及手段。糟糕的生日
上东区的妈妈有能力抚养自己的每一个孩子，为孩子提供食物、关爱，以及顶级法国童装，就连受孕日她们都做过计算。在温暖、懒洋洋的夏天生孩子，应该不错吧？暑假是父亲比较好请产假的时候，而且每年孩子过生日，都可以在戶外办派对，听起来很棒，对吧？你错了！生日在夏天一点都不好，尤其是男孩就更糟。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小男孩比较活泼好动，而且发展动作技能的时间比女孩晚，因此最好“大一点”再入学。美国的南方人喜欢让男孩晚上学，这样孩子入学的时候体型就会胜过别人，比较容易被选进校运动队。纽约人喜欢让孩子晚上学，则是为了让孩子的智力和认知发展胜过同学。
理论上，学校每个年级招生时，只收8月以前出生的孩子。我儿子是7月生的，虽然在期限之内，却差一点转年才能入学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只开始申请托儿所的时间太晚，还在错误的月份生下性别错误的孩子。我向一个刚认识的妈妈请教托儿所的事，她惊呼：“天啊，你不但还没申请，还将儿子生在糟糕的月份！”另一位妈妈在儿童游乐场当着我儿子的面，也说了同样的话。儿子大哭：“妈咪，我的生日为什么这么糟糕？”我安慰他：“亲爱的，没这回事。”但这是句谎话。
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，我得现在、立刻、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，我打了。电话那头的女人，让电话发出很大的“锵”声后，再度接起电话：“抱歉让你久等。”但她听上去一点都不抱歉，“不能申请了。”她连再见都没说，就挂断电话。
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用最镇定的方式放下电话，心想干脆不要念好了，干吗搞得紧张兮兮，弄得自己像神经病？谁在乎小孩上哪个托儿所，儿子上不上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上东区不是西非，不是亚马孙平原，也不是密歇根的大急流城。不行，儿子的未来可能受影响，不能就这样放弃。
我就此误入歧途。在恐惧的胁迫下，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。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，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，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、不够多，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。一点都不好玩的“试玩”
嫂嫂很乐意帮忙。我嫂嫂的四个孩子，就在她家旁边那家托儿所上的。那里相当欢迎大家来就读，但等到我和先生要申请的时候，纽约刚好处于热钱乱窜的时期，再加上那家托儿所的升学纪录很好，已经变成曼哈顿炙手可热的学校。
儿子进托儿所之前，得先通过书面申请、双亲面试，以及先在学校“试玩”。虽然我很晚才开始申请，但在英嘉和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，我还是拿到了申请表。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奔西跑、搜集简章，然后开始填写申请表，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长、优缺点，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。我实在很想写：“鬼才知道，他才两岁！”当然，不能那样写，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，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。填完申请表后，接下来是“试玩”。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“试玩”。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——上面有旋钮、灯光和按键的颜色鲜艳的游戏烤箱。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。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“大风吹”游戏。他们想看看，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以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，会有什么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否在特定的情境中坚持排队、延迟享乐、压抑自己受挫的情绪。
儿子等啊等，都轮不到他玩，眼看就要哭起来。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挤，也推了儿子，现场的“试玩”一团混乱。儿子哭了出来，我气坏了，受不了这种试验，站起来安抚他。（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你，家长该坐在哪里，也不会告诉你，在这种愚蠢的“试玩”活动时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，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，也是他们的“评估”项目。）当时我真希望，好吧，我现在也希望，可以把那些所长关进十八层地狱。凡是无缘无故给两岁孩子施加压力，折磨满怀希望、紧张又脆弱的母亲的所长，应该通通被关在这一层。
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，现场盛装出席的其他妈妈，也都紧张兮兮，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生怕孩子出错。那些学校的工作人员看着诸位妈妈坐立不安，反而很有快感。你常可以看到某个妈妈帮孩子穿好外套，走出幼儿园，然后就当街哭了起来。儿子海选“失败”时，我也会哭。有一次，他不但吃了游戏沙桌里的沙子，还对一个抢他书的小孩说：“还给我！”另外一次，试玩的地点是教堂，结果儿子走进教堂时大喊：“下地狱吧！”托儿所人员的眼睛眯了起来，显然，他们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。就这样，我和儿子历经了数周残酷的“试玩”仪式，一遍又一遍地重来。
有一天，我们又要参加“试玩”，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。儿子拉着我的手，仰起头告诉我：“妈咪，我办不到。”我听了，眼泪直接喷涌而出。
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家高级托儿所“试玩”时，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，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。先生说，那家托儿所的所长，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，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。说完后，我们两个人都笑了，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。那天，我不断用手指敲着桌面，焦急等待着先生和儿子的“试玩”结果。电话响起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差点摔下椅子。先生低声告诉我：“我想从窗户跳下去。”我心一沉，尽量平静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先生说，儿子“试玩”的时候，托儿所的所长也在。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黏土，一起画画，一起说话。玩到一半的时候，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，叫了她好几次，但教室太吵，所长根本没听到，于是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（虽然只是轻轻地），大声说：“嘿，我在跟你讲话！”
我至今都不明白，儿子最后是怎么进的那家托儿所。我和先生想，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。我们家靠着这层关系，出了一个念全纽约“最好的”托儿所的孩子。
从此，每当别人问儿子在念哪家托儿所，我回答后，大家都很羡慕。能进那家托儿所，简直像拥有一幢联排住宅、一颗大钻石，或是在汉普顿海边有别墅，那代表你很有人脉、很有办法，你的孩子等于进了“一流学校的直升班”，你完成了曼哈顿人的美梦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感到自己是个“好”妈妈，就跟母猩猩菲洛一样。
（水云间摘自中信出版集团《我是个妈妈，我需要铂金包：耶鲁人类学家眼中的上东区妈妈》一书，李旻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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